为何这些手段被弃之不用而转向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双规手段，反贪侦查机关为何自我放弃自主性而选择依附，成为本文主题的提示性问题。

参见马岭：《宪法权力解读》，北京大学和出版社2013年版，第四章第三节任免权与监督权的关系。《美国国会的荣誉勋章》，观察者的博客，2008/06/28。

有人把扶上马、送一程理解为现实中的摄政，是我国当下政治权力交接时的制度安排。1、关于副主席代行职权的规定。实践中的状况是：1959-1966年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期间，副主席为2人，其余时候均为1人，没有3人或3人以上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情况。在80年代也出现过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年龄较为接近的情况，如杨尚昆出任国家主席时82岁，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81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这种观点。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此后，现金的流转监控始终是中国社会控制的一个难项，而受贿罪中最难查证亦最普遍发生的犯罪形式即是现金收受。

在侦查行动力上，具有制度增量意义的是73条规定。‘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小平同志早就直接请示过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常委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明确决定不要搞那一套。至1980年4月以后，江青集团移交给公安部预审，林彪集团移交给总政预审，预审完毕移交最高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做了重大修改，反贪侦查所依赖的上述四项制度尽被取消： 1、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5、指定监视居住措施必须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审批机关至少是地市级检察院，加上2009年之后地方检察院自侦案件逮捕由上级检察院决定，则使立案机关因事先的自我审查和事中、事后上级机关的审查而受到严格约束。双规等非正式程序内的刑事司法行为的发生，其引起和被引起的制度与技术结构复杂，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几个语词的衍生能全部概括。

以上制度多并非专为反贪侦查所设，但是其制度收益溢出，表现出了正的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为受贿犯罪侦查提供了一个非物质的却是实在的现场（crime scene）。此外，还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三项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此声潮直接影响了最高决策层对检察院的基本认识。这些因素导致构成犯罪的支撑条件过于苛厉，必需有极细腻的证据体系才能达到证明标准所设置的要求，而这种过高的证明标准又为搜集证据的侦查提出了极严苛的难度，需要在多个证据、事实方向事先堵漏，侦查负载沉重。

完整的图示表现为： 受贿罪：C—-S——E0——E1——En——D——G 1、获得一些微量线索（clues），根据侦查经验，某人有重大犯罪嫌疑（suspect），但仅是一些模糊的证据片段，甚至不足以达到立案的最低限度（所以以虚线—–表示）。以实定法作为最低限的正当，这一愿景亦不断被诉讼实践否弃。遭遇双规，提示出正当程序的自我设计之不及，就本文分析的主题，所指向的即是：在政策性因素发生变化、社会基础结构能力等因素转变之后，在现有的实体法和证据、侦查等程序法供给条件下，检察院反贪侦查机构独立发起侦查大案要案的侦查力能否建立。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下，检察院的反贪侦查实现以上两个必要条件的侦查技术主要是： 1、连续使用《拘传证》或《传唤通知书》，以达到控制嫌疑人人身自由目的。

其次，是指导反贪案件侦查的基本刑事政策考量和检察院进行的自我选择的结果等原因所系出。3、犯罪构成出罪要件极多，如远低于市场价的购买、事后补借条、打麻将点炮、合资入股但仅少量出资、两口子行为、认干亲从而将受贿转化为亲友间情谊往来、补借条、有非对称交易外观等大量手段均可规避、消解犯罪构成。

可以迂回切入案件，待证据握实后再正面接触主要目标，而不致事先惊扰。原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讲话中说‘两规和‘两指是党的组织和行政监察机关在确属必要的情况下，对一些重要或复杂的案件所涉及的有重大嫌疑的党员、干部和有关人员进行内部审查的一种措施。

在结构未移易之前，个体的行为形态不可能变化，只能是名义进行更换。在这个问题上，敌我、内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  四、刑事政策考量与检察院的策略性选择 卢埃林、弗兰克一系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American legal realism）关心纸上的法条之外的因素对法规范和诉讼的影响。双规又并非隔离审查的一个简单历史性回归，而是中国反贪侦查这一问题域所矗立于内的中国现实经济、社会存在所塑造，这一视域下的特征表现为： 第一，经济、社会的基础结构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软弱。设如检察院反贪部门商请党委组织部，通过正式组织手续将一个充当卧底的侦查员（undercover）配给某握有重权的部门负责人任秘书，或通过其所在单位配给其任专职司机，或将其办公室主任转化为一个专案耳目。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领导二组，审查江青集团案件。

尤需提及的是，侦查机关实际作为纪委的预审机构这一关系形成，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有现实政治考虑，即对特殊政治性案件的查办，检察院的政治分量不足。1986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明确界定：特别是打击经济犯罪，法律、政策界限不易掌握，需要在党委领导下，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研究。

但是在1997年前后，纪委和检察院在重大职务犯罪上的关系成为：纪委立案调查，查清事实，然后移送检察院，反贪局实际仅作为纪委的预审机构出现，检察院的独立发现重大案件、立案侦查的比例大幅下降。为了防止侦查意图暴露和侦查对象警觉，反贪侦查部门常以侦查其他犯罪罪名为由切入案件，比如以偷税为名先将涉嫌行贿单位的财务会计账册调取查封以固定证据。

然而，此努力却遭致学界意见反弹，该条从征求意见稿公示开始即引发强烈批评。其二，因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案件性质不同于公安的普通刑事案件，所有嫌疑人均身份信息明确，《刑事诉讼法》的128条等特别授权规定，检察院完全不可能享用。

纪检委对大量细密的事务拥有极为宽泛的管辖权、调查权，纪检委在实践中形成三项工作的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纪委在制度内的规范地位至此被以最高规格的党内规范固定。1982年，在中央政治局内分管政法工作的彭真即申明：党内一律不准搞侦听、搞技术侦查。2、利用宽泛的侦查权进行隐蔽侦查，以案掩案。

2、当嫌疑人能被明确指向的时候，证据量已经达到较多（E1），足以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如果基础性的社会控制形态去软弱化，依托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内的悖反论题会渐丧失立论空间。

这就实际上是在后果意义上，确认了隔离审查等同于刑事强制措施，因而一旦被告人无罪，会倒究此前的隔离审查。受贿者更是明晓自己的供述就是摧垮自己的唯一证据源。

曾任高检院反贪总局局长的王建明承认目前我们发现犯罪的能力还不强，主要体现为依赖、等靠思想严重，过分依赖举报和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发现犯罪的途径和渠道较为单一。悬置一个更高法，据此对实定法和实践行为进行激昂的批评可以轻易做出，但是解释双规如何发生，则是解决问题所必需且必须平和的细致搜索的。

文初所描述的相对于公安普通刑事案件的反贪侦查的自然属性和制度处遇，构成双规问题域的起点。对于反贪侦查而言，上收一级的管辖体制，主要是考虑在目前分层治理、横向管理、块块为主的体制内，侦查机关受同一层级组织人事、编制、财政、土地等各个机关的制约而力量受限或为此后工作造成困难。刑事法学者常将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和改进对被告人权利保护等制度吁请、诉诸于名人名言，其中之一即溯源于贝卡利亚，从贝卡利亚的论述寻找话语支持，但贝卡利亚也早就说过：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在犯罪的自然属性上，反贪案件的自然属性特征是： 其一、无被害人。

检察机关受理或者立案侦查，尚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认为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要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因为任何两个行动方案，如果制度收益相同，行动者一定会选择低成本的方案。

尤其是使用拘传、传唤，可以将嫌疑人带至反贪办案所在地，使用其他手段均无法达到此目的：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均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然而，基于各种复杂的政治考虑，从1978年检察院恢复、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检察院建立经济犯罪侦查机构，到1996刑诉法修改，反贪侦查手段始终狭窄，完全无法匹配受贿类型犯罪的实际。

由此，前述分别以受贿和故意杀人罪为示例所反映出来的两类案件的标示线路图，在侦查后续阶段更表现为不同。目前，检察院案件侦查管辖实行分级立案侦查，线索管理、初查与此保持一致：县（处）级干部和其他市地管理的干部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由市院负责管理和初查、侦查，地（厅）级干部和其他省管干部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由省院负责管理和初查、侦查，省部级干部由最高检察院侦查。